那些中科关系发展的见证者们
——大使日记
2019/01/28

 

       近日,我有幸拜会了科威特两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二人均已年过古稀,其丰富的人生经历虽有所不同,但他们都长期关注,甚至参与着中科关系的发展历程。对于首次出使科威特的我而言,同他们的对话让我更加直观深切的感受到历史赋予中科关系的厚重分量。“中科友好”绝不是简单的政策宣示,而是对中科关系发展的真实写照。 

  

  第一位是科威特王室委员会副主席易卜拉辛·杜艾吉·易卜拉辛·萨巴赫亲王。拜会前,同事向我介绍,易卜拉辛亲王不仅本人关注中国和中科关系,其女儿也对中文和中国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她曾专门聘请家教学习中文,并赴欧洲知名大学深造研读汉学。这让当时的我对这位即将见到的亲王更多了一份亲近和期待,毕竟选择学习一门语言,代表了对一种文化、一个国家,甚至这个国家未来发展的认可。 

  易卜拉辛亲王在其府邸热情地招待我和同事们,并对我抵科履新表示欢迎。他说,由于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公道正义的行事风格和以和为贵的价值取向,每当与中国大使见面、交流,总能让他感到十分亲切。对科威特而言,和这样的国家建立友谊、发展合作,总让人感到踏实、安心。

  易卜拉辛亲王说,中东最需要的就是稳定与和平。中国长期以来专注发展,崇尚和平,不仅自身取得了巨大进步,还不断地为世界各国发展贡献力量。1971年第二十六届联大就关于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提案进行投票时,科威特坚定地投下了赞成票。如今看来,这绝对是最正确的选择。“我相信今后世界的未来一定在亚洲,在中国”。

 

  我拜会的第二位老朋友,是科威特埃米尔顾问穆罕默德·阿卜杜拉·艾布哈桑。他年轻时在科外交系统任职多年,不仅在国际舞台上与中国有很多的接触,其本人更曾担任科威特驻华大使,亲眼见证并亲身参与了中科关系的发展历程,对中国怀有特殊的感情。

  回忆起出使中国的难忘经历,艾布哈桑显得兴味盎然。他自豪的说,他有幸于1975年出任第二任科威特驻华大使。虽然在科驻华大使位序上名列次席,但由于首任大使仅在华工作寥寥数月,或许他才算得上第一位完整意义上的科驻华大使。能够成为中科关系的开拓者,他感到十分骄傲。

  听说我正就递交国书事与埃米尔宫等部门沟通,他亲切地与我分享起他递交国书的独特经历。他是在1975年7月11日在北戴河向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朱德委员长递交国书。按照当时中方的惯例,一般会将外国使节递交国书的活动安排在金秋9月,但出于对包括科威特在内的多个国家的重视,中方作出了提前于7月举行递交国书仪式的特殊安排,这令艾布哈桑十分荣幸。当时,朱委员长见到这位年仅32岁的大使,半开玩笑地说,“这可能是世界上年龄最大的国家领导人接受年纪最小的大使递交国书”。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当艾布哈桑谈起这些特别的回忆时,仍能如数家珍般将每一个细节都描述得清清楚楚,我作为听者,也仿佛同他一起走入了历史的图景中。

  艾布哈桑递交国书后约一年,当时的外交大臣,也就是现在的科威特埃米尔萨巴赫殿下正式访华,此次中国之行给萨巴赫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也正是自此开始,萨巴赫殿下便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去年7月萨巴赫埃米尔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已是他第9次访华。如此丰富的访华经历,足见科威特政府及埃米尔本人对发展科中关系的高度重视。

  艾布哈桑说,在担任驻华大使的短短3年时间里,他不仅有幸见到了许多中国的老一辈领导人,还经常在工作中与中国的各级官员、百姓大众进行交流。中国人的思想、观念、认知逐渐在他心中变得立体起来。得益于这样的经历,他逐渐能够从心底理解并接纳中国人的想法、做法,仿佛他也能够用中国人的思维去看待中国面临的各种问题。1981年他在联合国担任联大副主席时,有个别国家提出了有违一个中国原则的提案。面对这样的突发状况,部分国家的代表们表示需要请示国内后才能确定投票立场,但在艾布哈桑看来,“一中”原则不容商量,科威特政府一直毫不动摇地坚定奉行这一原则。因此艾布哈桑当即作出了支持中国的决定,与大多数国家一起粉碎了这一错误提案。

  畅谈的时间过得很快,拜会结束时,我依依不舍地与他们告别。能够与他们结识并深入交谈,让我身上的担子更重了一些。正因为有像他们一样持续不断关注和付出的人,才有了今天中科关系枝繁叶茂的美好现实。作为推动中科关系发展的后继者,我决不能辜负了前辈们的悉心呵护和辛苦付出。另一方面,与他们的对话又让我更加充满信心,因为我知道我并不是推进中科关系发展的道路上的“独行侠”,还有许多像他们一样的人在为中科关系发展持续不断的发光发热。我相信,通过我们的携手努力,中科关系一定能够行稳致远,迈向更加光辉和广阔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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